去年5月份以来，正阳法院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创先争优的要求，结合本院工作实际，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全员参与，突出活动特色，探索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内容，扎实有序地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坚持以“人民法官为人民”和继续开展“调解年”活动为载体，扎实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有效提高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好地完成了阶段性任务。
正阳法院“创先争优”活动中，坚持多元化调解，不断创新调解方式，采取法、情、理结合及时介入、多方调解、多元化调解，因人、因事而异，运用不同的语言技巧和工作方式，把工作做到当事人的心坎里，打开心结，才能事半功倍。去年，我院被市中院评为“调解年”活动先进单位；少年庭、法警大队等6个单位被市委政法委、市中院评为先进单位；余黎明、潘德芳等18人被省、市法院评为先进个人。
一、以人为本，情感互动，用“心”调解方式。
老百姓有“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的说法。能把官司打到法院，说明矛盾一定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种情况下，采取空洞的说教甚至压服的方法去做工作，很难收到效果。只有用心去体会群众的情，心贴心地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娓娓听他们细细说来，才能得到认同，调解工作才有实效。同志们认为，老百姓的思想境界不高，情绪容易激动，但他们的情感是朴实的、醇厚的。抓住这一点，以诚感人，以情动人，用心调解，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10年5月，刘某未满18岁的儿子在县城袁某开的卤肉店里打工，期间与一年近40的女工友董某产生畸恋，事情暴露后，小伙子想不开，竟服毒自杀了。刘某要袁某承担责任，袁某认为刘某的儿子是自杀，自己没责任，拒绝赔偿。刘某便带着亲属将儿子的尸体抬到袁某的门面房里，大吵大闹，并将屋里的东西和门面玻璃砸毁。袁某找派出所处理，派出所出警后，见人多，又都很激愤，说处理不了，让袁某到法院起诉。袁某随即以非法侵宅为由，将刘某诉至法院。当时双方对峙严重，袁某召集人手，扬言要把尸体扔到大街上，而刘某则声称要抬尸上访。为避免事态扩大，刘某和袁某被紧急传唤到了法院，少年庭庭长潘德芳和同志们分头做工作。与刘某的谈话从丧子之痛开始，说到伤心处，潘庭长也陪着落泪。和袁某的谈话，则从如何才能尽快恢复生意，减少损失切入。就这样，从日上三竿谈到灯火辉煌，刘某终于同意当夜把尸体移走，他相信法院能给他一个公正的处理，袁某则表示只要刘某把尸体抬走，一定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天后，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协议：袁某赔偿给刘某2万元，刘某赔偿袁某物品损失5000元。就这样一场派出所都不敢处理的抬尸风波被我们用心调解平息了。
二、巧用“三·二”调解方式。
“三·二”调解机制是正阳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具体地说，就是根据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在庭前、庭审中、庭后分三个环节对案件实行三次调解，在三次调解中，根据不同阶段当事人的诉讼心理和具体情况的差异，分别采取“面对面”和“背靠背”两种调解方法，并将二者有机结合，灵活运用，争取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审判模式。在审判实践中我们灵活运用“三·二”调解机制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其内涵。他们“热心、耐心、诚心、细心、尽心、放心、公心”地对待每一名当事人。即：接待当事人热心，解答问题和听取当事人反映的问题耐心，审查判断细心、办理案件尽心，最终让群众放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诚心，明理释法时有热心，居中调解和裁判时有公心。做到“公公的耳朵婆婆的嘴”，耐心地倾听当事人的诉说，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发泄自身的怒气，把他们的意见听全面、听明白；真诚地对待他们，帮助他们理解有关的法律、政策规定，以局外人、旁观者的身份结合法律规定给他们提出意见和建议，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超脱一些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认清形势，分清是非；同时还要细心“细节决定成败”，在认真倾听他们诉说的同时，还要善于发现细节，捕捉到调解工作有利的细节，有时通过对一些细节的分析找到疏通当事人心理的突破口，从而能够调解处理一起案件，双方家人皆大欢喜。
三、依靠基层群众组织。
通过基层群众组织进行辅助性的调解工作，可以大大加强对当事人的工作密度。同时，由于他们对当事人的了解程度高，其调解工作往往更适合当事人的特点。一些法官不能说而又很能切中要害的话，他们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如郑某诉孙某故意伤害案，双方都是当地的大家族，爱面子，讲名声，都不服输，扬言要把官司打到底。如果一判了之，势必会导致两大家族结怨，留下隐患。同时，由于两大家族人多势众，人际关系复杂，但靠法院一家做调解工作有一定难度，效果也不会太好。于是，他们找到当地的村委会、派出所，请他们从维护稳定、和谐的角度共同做好双方当事人的工作，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协议，握手言和。
四、巧用说情人。
对于有人说情的案件，他们善于抓住当事人对说情人信任的心理，向说情人摆事实，讲道理，释法律，引导说情人利用其特殊身份帮助做工作，变坏事为好事，变被动为主动，效果较好。如曹某诉余某等人故意伤害案，被告人余某片面强调自诉人曹某在前因上有过错，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调解陷入僵局。后余某在驻马店工作的一个亲戚来庭里说情。他们就向其讲明案情，分析责任，说明利害，希望其说服被告人，接受调解。这位说情人当即表示说，余某文化程度不高，认识不到位，愿意回去做工作。后余某态度转变，双方达成协议，调解结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