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是一本用散文体写的五四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五四是个节日——中国青年节。1919年5月初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一个事件是它的母体，后来，这个事件被称作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产生了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产生的影响到底是巨大的，还是较大的；是长远的，还是阶段的，包括对五四运动真相和精神的认知，直到今天仍然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五四还有一段公案至今没有了结，那就是打倒孔家店。有人（北大一位中文教授）说这是一桩冤案。黄仁宇先生却说：“诗云子曰与尊卑男女尚在五四运动期间被整体批判。”

    当初领导和参与五四运动的那些著名的精英们，随着时光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竟然都各奔西东了——原来他们的爱好并不相同。殊途的他们最终却没有同归，无论是去台的，还是留陆的，善终者成为少数。他们浑身的解数非但没有帮他们实现追求一生的目标，反倒彻底废于对目标追求的过程当中。表达心声的方法失当是个中原因——很重要的，导致方法失当的原因是他们思想复杂，却个性单纯。倒是那几个飘扬海外的落个圆满。

                                             二

   “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上早已成功，至于事实上时代上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这句话出自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给廖仲恺的一封长信当中（见于黄仁宇先生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时的蒋介石不满37岁（生于1887年），跟着孙中山干革命不足六年，被孙先生“纳入内阁”并委以重任只有两年，便有如此眼光、见解和如此胆量，非大英雄莫能为也。

    过了一年零两天，孙先生病逝，又过了五个月零八天，廖先生遇刺身亡，国民党陷入第一次重大危机。蒋介石在乱局中，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左右逢源，党魁汪、胡皆败于其手下，于39岁之盛年，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以后的事毋庸赘言，单讲抗日这八年，蒋当属当时中国最具远见卓识之能人，为他今后的人生和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英雄就是英雄。十九年之后的1945年，58岁的蒋介石走到了他人生和事业的顶峰。随后的三年，蒋介石再次为我们演绎了物极必反的哲理。他输得只剩下个孤岛台湾，并在这里走进了他人生和事业的终点。他与胡雪岩的人生有些相似，但两人的结局却各有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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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巴斯提安•哈夫讷（1907-1999），德国著名政治评论家与历史学家，1907年出生于柏林，1938年流亡英国，任英国《观察家报》记者，1954年以《观察家报》记者的身份返回西德，出版多部历史著作。《解读希特勒》是其最有名最得意的著作，1978年初版后在西德引起轰动，获当年杜塞多夫市海涅奖。《解读希特勒》是德国销售量最高的希特勒读物，至今已经连续再版20多次，被翻译成23种语言。本周购得此书，读之，不释手。

    哈夫讷以西方评论家特有的语气、知识和技巧，以散文家应有的笔调、眼光和真诚，对众所周知的恶魔希特勒作了几乎是通篇的议论和分析。立意人性，情感中立，视角独到，观点精粹，文字沉稳，风格周正。

哈夫讷将希特勒56年的人生划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几乎一事无成，后26年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叱诧风云，硕果累累，最后又将包括德国在内的上述一切毁于一旦，当然还有他自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希特勒在家庭、感情、婚姻、友情以及国家制度建设等方面极其缺乏善可陈。这样的人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出第二个来。

    希特勒是奥地利人，父亲是一位女佣的私生子，一生走的都是上坡路，死的时候赢得了亲人和朋友们的尊敬（哈夫讷语）。希特勒却走了一条与其父相反的道路。他十几岁时移民至德国的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是德国人，他讨厌奥地利。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次不起眼的“移民事件”日后不仅改变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和数十亿人的命运。如果上帝知道，他为什么不加以阻止！或许就是上帝的安排。

    哈夫讷认为，希特勒最为严重的罪行不是发动战争，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大规模地屠杀与战争无关的人。哈夫讷对希特勒最终的定论是德国的背叛者。其实，希特勒背叛的不仅是德国，而是整个人类和人性。希特勒的奶奶——那位了不起的女佣和他的爸爸——那位死的时候赢得尊敬的奥地利官员，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这个叫做希特勒的子孙会给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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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人物华歆有两个故事矛盾地出现在《世说新语》里面，让我难以判定华歆之为人。一个故事说，一次，他和王朗同船避难，遇逃命者要求搭船。华歆不同意，王朗却说，船里还有位置，何必难为逃命之人。不一会儿，劫贼追过来，王朗又要把逃命之人赶下去。华歆说，刚才就是因为这，我才不让他上船的，现在既然已经让人家上来了，怎么能在危急的时刻丢下人家不管呢。华遂应对贼人度险。后来，人们以这件事判定华、王孰好孰坏。

    另一个故事讲了华歆与好友管宁的两件事，其一，某天，管、华二人同锄地时见到一块黄金模样的东西，管宁视而不见，继续挥锄干活，华歆则停下手里的活，先将黄金模样的东西捡起来看，迟疑了一会儿又扔掉。其二，某天，管、华二人同在院子里读书学习，门外突然热闹起来，管宁充耳不闻，读书如初，华歆则站起来，跑到外边观看。管宁遂与华歆割席分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华歆与王朗比，似乎是个好人，与管宁比，似乎是个有争议的人。虽然有争议的人不一定就等于坏人，但是，毕竟是有问题的人。

    到了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李渔先生（《闲情偶寄》和《肉蒲团》的作者）通过第二个故事中的其一，对华歆的人品做出了影响很大的点评。他说，华歆捡起黄金，说明他贪性未泯，后扔掉黄金，说明他奸诈十足。李渔先生说，华歆捡起黄金昧其心，扔掉黄金欺其友，比贪更加一等。

    贪是人性的负面元素之一，奸则不属人性之元素，别属于心机的范畴。贪是坏人，奸是小人。古人容贪，不容奸。中国有史以来几千年发生的所有的斗争，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忠臣与奸臣、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斗争。

    我们一直没有把斗争理性地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人性与非人性。个中原因就是任何时候必须以君为本，以上为本，从来都没有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权力来自哪里，就以哪里为本。

    但是，被广泛相信的《三国志》里，却对华歆给予了非常肯定地评价。问题是，李渔的点评是就事论事式的，还是求真务实式的，我不得而知。我相信李渔先生在《三国志》和《世说新语》之间有他自己的选择。读史有时也让人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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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我差三个月不到30岁，参加工作差六个月不满10年。可以说，那时候的我，政治上面还属于青春期。邓小平先生著名的南巡讲话就是在那个时候发表的，又过了五年，93岁的他永别了这个世界，那一天是1997年2月19日。

    这个讲话后来成为邓小平中特理论最经典的部分，它对当时和今后的中国贡献有多大，是那个时候的我无法知晓的。可以肯定的是，20年后的今天，我真不敢想象，当时，如果没有那个讲话，或者那个讲话再晚几年才有，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用今天的眼光看，如果把当时的中国形容是在蹦极，那么这个讲话就是拴在中国双脚上的保险绳带。五十年后再评价这个讲话，一定会有更大更新的发现。

    纵然他有过三落三起的曲折命运，但是，落，只是他生命中的绿叶，他落得沉稳有度；起，则是他生命中永恒的红花，他起得灿烂辉煌。他居然把超凡的理性和智慧神奇般地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之前的任何一个伟人也没有做到这样。改革开放、中顾委的设立和撤销、一国两制、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这些都是切合国情的空前的伟大的智慧。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作家傅高义先生在他的巨著《邓小平时代》中深情地写道：邓小平，这个死后连骨灰都全部抛进大海的人，这个来去都干净利索的人，他让我由衷地感到，他是中国千百年来唯一的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后代都有利无害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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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当认真挖掘和研究1938年6月黄河决口的内幕和细节，并将之公诸于众。还原历史的目的是避免重复已经受过的惨烈的苦难。我相信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护堤的动机不一定是卑鄙无耻的，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道命令造成接近九十万名中国人死亡和两千多万人受灾，物损根本就无法计算。此举的失是如此巨大，早已举世公认，此举有无得，得失如何比较，我们却一直讳莫如深。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这样做会是什么结果？这是唯一的选择吗？为何选在花园口炸堤？是谁到现场执行的这道命令？当时的目击者现在还健在吗？他们是怎么炸开黄河大堤的？我们为这段绕不过去的历史做过哪些真相挽救和保留工作？这是抗战史上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件——丝毫也不亚于台儿庄大捷、南京大屠杀和百团大战，我们必须尽快地进行谨慎和负责的探索、论证。

    最近读书得知了一些答案。花园口大堤被炸开四米多宽的口子后，最终被冲成了宽达一公里的缺口，黄河为之改道，先向西再向南后向东，浩浩荡荡，带着无数生灵和希望流入淮河、长江，终归东海。更令我震惊的是，这种情形竟然存在了八年零九个月。对于广大灾区的百姓来说，他们遇到的不是泛滥一时的洪水，而是一条持续奔流了3200个昼夜的大河。这种灾难不仅是毁灭性的，而且是永远无法抢救、无法恢复和重建的。

    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陶涵的《蒋介石与当代中国》里面有对这一重大事件黄仁宇式的描写和分析。最先向蒋介石提出炸堤建议的人是陈果夫，后来一直坚持让蒋介石这样做的人是德国的军事顾问法尔肯豪森将军（也有文章说是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将军提出的这一战略构想）。军事上的目的是令日军沿着京广线由北向南进攻，改为沿着长江流域由东向西进攻，地形上前者是以平原丘陵为主，易攻难守；后者是以崇山峻岭湖泊河流为主，易守难攻。政治上的目的是先保郑州，后保武汉，为迁都重庆争取最多的时间和最大的空间。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2月，国民政府才决定并实施修复决口工程，1947年3月，母亲河身上这道硕大无比的伤口才被缝合。中国的地理名词中，从此增加了一个新名——黄泛区，这是这一历史事件留给我们的烙印般的符号——不敢说是耻辱。

    黄河回归故道之日，蒋介石题写了“济国安澜”四个大字，并勒石刻碑。解放后，石碑上的字被改写为“黄河花园口决堤处”。 现在，这里已经建成了风景游览区，每逢春暖花开的日子，游人如织。黄河依旧向东流淌，不知历史的河流最终流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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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淤泥而不染慢慢变成了出污泥而不染。淤泥是指在静水或缓慢的流水环境中沉积，经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形成的，未固结的软弱细粒或极细粒土。污泥是指污水处理后的产物，是一种由有机残片、细菌菌体、无机颗粒、胶体等组成的极其复杂的非均质体。所以，在淤泥与污泥之间画个约等号都成问题。看似一字之差，实际意思迥异。

    我想说的是莲和淤泥的关系。莲给人们的感觉是：美丽、简约、大气、典雅；圣洁、高贵、沉稳、练达。淤泥因为颜色过重、形象太差给人以不干净的感觉，其实都是人们的错觉。淤泥的品质是永恒不变的包容和任劳任怨的担当。

    宋人周敦颐“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却不颂淤泥养育莲而不骄，实在是有负著名哲学家之封号。我们既要赞美莲的洁身自好，还要褒扬淤泥的缄默低调。离开了莲，淤泥依然是淤泥，离开了淤泥，莲还会是莲吗？莲者，出淤泥而不染，离淤泥而不活也。

    莲和淤泥是生死相依的恋人，不是我洁你脏的敌人。莲是淤泥绽放的花朵，是淤泥的眼睛和灵魂，是淤泥生命华丽的延伸；淤泥是莲的生命之源，是为莲强基固本的忠诚卫士，是为莲日夜呵护的忠贞伴侣。爱莲不忘淤泥，爱莲更不能歧视淤泥。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他写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列举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细节，来论证当时的中国人是一个具有什么气质的民族。虽褒鲜贬众，却句句破的。譬如说我们生活上漠视便利与舒适，办事上漠视精确与原则，论理时漠视严谨与辨证。今天读起来仍然觉得非常亲切。擅长模棱两可，游离似是而非；钟爱夜郎自大，迷恋自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