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理想主义火焰生生不熄
29岁的拉丹和拉蕾在母亲腹中就注定今生难舍难分。她们的颅骨紧紧地连在一起,共用一个供血系统-——虽然她们身体的其他部分包括脑子是各自独立的。这些血管的共用,造成姊妹俩像一对儿并蒂莲和连理枝,从具备生命的定义那一刻起便互为影子。29年来,她们以非凡的毅力“步调一致”地走好了一般常人都走不好的人生道路。一起嬉戏,一起上学,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恋爱……人称“姐妹花”。
喜或忧,幸福或痛苦,答案长期以来一直埋藏在“姐妹花”的内心深处。
1999年从新加坡佛莱士医院传出的一起成功的连体分离手术的新闻报道,让“姐妹花”着实看到了一种渴望已久的希望——拥有正常人一样的独立和自由。从此,她们一边刻苦学习,努力尽快完成硕士学业,一边想方设法与佛莱士医院方面取得联系,准确及时地表达她们对医院的信任和崇高敬意以及她们对自由的渴望。
不久,佛莱士医院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给了“姐妹花”一个肯定的答复,并说他们能为她们做手术感到非常的荣幸。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伊朗国内上至总统,下至百姓,包括“姐妹花”的家人,就脑颅连体能否手术分开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后来这种争论波及到国际医学界。姐妹俩的养父萨费安医生一直是姐妹俩能够健康快乐活着的保险单和精神支柱,在是否手术的问题上,父女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此中断了最后18个月的联系。最终的结局是“姐妹花”对独立、自由的渴望,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手术定在2003年7月6日进行。手术前一个月,连体姐妹坚决表示,她们已经受够了这种“形影不离”的状况,都非常渴望“分首”单飞,就是死也要“分开”。
当地时间2003年7月6日上午10点,伊朗连体“姐妹花”拉丹和拉蕾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新加坡佛莱士医院手术室进行分颅手术,专家预计这个手术需要40个小时或者6天的时间。整个手术姐妹俩都是坐着进行的,手术的结果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期望的那样好。7月7日晚6时30分,因脑血管的绕道问题,手术暂停。
新加坡医生吴有晶和美国医生卡尔森建议立即召见在医院守侯的家属和亲友,给他们两个选择,一是立刻结束手术,让姐妹俩先回到急诊室休息,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进行手术;二是继续手术,但风险非常大。家属和亲友作了认真的商量,决定尊重姐妹俩手术前的唯一愿望,要求医生继续手术。
7月8日下午3时50分,伊朗国家电视台中断了正常的节目播出,沉痛地报告了姐姐拉丹的死讯。40分钟后,即4时30分,佛莱士医院的一名护士又宣布了拉蕾的死讯。许多伊朗人震惊落泪,有的人当场昏倒。伊朗副总统阿塔希说:“这是伊朗伤心的一天。我向她们的家人和全国人表示哀悼。”她们的亲姐姐扎里只说了句:“是否亲爱的拉丹和拉蕾再也不能与我们在一起了?”然后就悲伤得昏了过去。养父萨费安医生说:“我和她们共同生活了27年。她们走了,我觉得非常空虚。当她俩被带出国时,我便知道这是生离死别,他们杀死了拉丹和拉蕾。”
9日,佛莱士医院公开了“分首”手术前连体姐妹写给全世界的信:
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大家真诚的祝福!我们被每天从世界各地飞来的贺卡和电子邮件深深地感动了。在我们焦急地等待下一周手术的时候,你们真诚的祝福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安慰。
我们每天都在为我们的手术祈祷,我们为等了29年的手术而感到无比的兴奋。请为我们的手术祈祷吧,祈祷我们手术成功。我们来的时候是连在一体的,希望回家的路是全新的感受。
拉丹和拉蕾
拉丹和拉蕾用宝贵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人对独立、自由的渴望以及人们在追求独立、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精神。还有那些医生,他们的勇气和信心同样值得赞美和尊敬。好几个夜晚,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设想着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会作出这么理性的思考吗?会有拉丹和拉蕾的勇气吗?会义无返顾地信任那些素不相识的医生吗?会!是的,我一定会!我敢断言,这是人类和所有动物身上固有的一种本能,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本能。不自由,毋宁死!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7月12日,连体姐妹的葬礼在她们的家乡伊朗南部一个偏远的山谷举行,参加葬礼的约有2万多人。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目送姐妹俩的棺木被缓缓运送上山。棺木上堆满了鲜花,花丛中有一张字条,上写道:“分开了,安息吧!”在祈祷声中,姐妹俩的遗体被分别葬在两个并排的墓穴里。
在姐妹俩身上还有一种值得赞扬的品质——无论是健全的人还是有残疾的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定要有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理想,按照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圣吉的理论,这种理想就是愿景。他在1991年写成了一本书,名字叫《第五项修炼》,被发达国家誉为“现代管理的圣经”。书中说有愿景的人或者团体是不败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克拉斯将军对被俘的罗马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部队的士兵说:“你们曾经是奴隶,将来还是奴隶。但是罗马军队慈悲为怀,只要你们把斯巴达克斯交给我,就不会受到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惩罚。”很长一段沉默后,斯巴达克斯站起来说:“我是斯巴达克斯。”然后他隔邻的人站起来说:“我才是斯巴达克斯。”下一个人说:“不,我才是。”在一分钟内,被俘的人都站了起来。圣吉总结说,每一个人都选择受死,他们所忠于的不是斯巴达克斯个人,而是由斯巴达克斯所激发的“共同愿景”,即大家共同愿望的景象,有朝一日可成自由之身。这个愿景是如此让人难于抗拒,以至于没有人愿意放弃它。
衷心祝愿所有有美好理想的人都能如愿,愿理想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理想主义火焰生生不熄。
拉丹和拉蕾离我们而去,瞬间香销玉殒,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思考和遗憾。医学伦理学专家认为,这次手术涉及到许多棘手的问题。例如,高风险的手术是否允许进行,姐妹俩是否同样地愿意接受手术,被手术者是否完全明白手术的风险等。伦敦国王学院的医学法学与伦理学教授乔纳森•葛洛夫说:“就这个手术而言,风险无疑是极高的。我很想知道她俩被告知了多少,她们是否理解其中的含义,她们是否都发自内心地同意接受手术抑或是只有一个愿意而硬拉着另一个进入手术室。”
请允许我用英国医学协会医学伦理委员会主席迈克•威克斯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令人痛苦的讨论:“你不能因为某事风险太高而武断地认为医生不应该做,否者,世界上就没有心脏移植手术了。在我看来,她们对于正常生活的孜孜以求和愿意为此承担风险的勇气,值得人们的肯定与赞赏。”(2003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