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兵临城下，金哀宗完颜守绪在蔡州府（今汝南）后龙庭宫中点火自焚，大金覆灭。大蒙古国终于报了杀祖之仇，南宋总算报了灭宗之恨。可是，横扫欧亚非无敌手的“上帝之鞭”并没有罢兵的想法，因为它一眼就相中了世界上这一方最富饶最繁华的水土。
次年，蒙军便发动了灭宋战争。有人说，大蒙古国狼心狗肺，见财起意，恩将仇报；有人说，南宋报仇心切，头脑发昏，引狼入室。历史往往有许多“丑陋”的皱褶，若不耐心仔细地翻检，就很难发现它的真相。虽然整个战争的态势始终是蒙攻宋守，但是，从这场战争前后打了44年看，大蒙古国的铁骑弯弓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强手劲敌。
1279年2月，战争结束于崖山海域，南宋的疆土和人口全部被大元（1271年，大蒙古国大汗忽必烈仿照汉制，改国号为大元，取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据有。华夏文明再一次被迫与自己鄙视的文明进行长达百年的交融，这种强加的交融，导致了至少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一，中国不知不觉地钻进了闭关锁国的漫漫长夜和强权与极权交织的怪圈之中，而且越走越远，越走越险；其二，中国的农耕文明永远失去了与欧洲的工商文明进行交融的机会与可能，500多年后的一天，当中国这艘木制的巨轮终于撞在欧洲这座冰山上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其间，有两个历史事件很值得玩味和思考。
第一个历史事件是南宋之亡。南宋实际上被大元灭掉了两次，头一次是卑躬屈膝地投降，换来的是山川河流的鄙视和洗刷不掉的耻辱；后一次是轰轰烈烈地离去，赢得的是天地人神的尊重和永载史册的赞美。
距崖山海战爆发前三年，即1276年正月，南宋4岁的小皇帝赵显就已经在他妈妈谢太后的指导下，率领群臣献玺投降了大元悍将伯颜。年幼的赵显被至元皇帝忽必烈戏封为“瀛国公”， 瀛国者，海国也，寓意为没有土地的国家。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经常被叫过去参加大元的各种庆功宴会和祭祀活动，还让他的群臣当众回答一些死了都回答不好的问题。虽得以苟全性命，但必须屈辱地活着。此为南宋一亡。
投降前，赵显听妈妈的话，特意封两个庶弟赵昰和赵昺为王。大臣张宜中、陆秀夫簇拥着两个小兄弟逃命，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九死一生，最后流亡到福建沿海一带称帝，继续与大元抗争周旋。越三年，即1279年2月，崖山海战成定局，大臣陆秀夫不愿投降受辱，先斩杀自己的全部亲属，后背起小皇帝赵昺坠入大海，数万追随他们的军民见此状，毫不犹豫地集体蹈海，竟无一人投降，崖山海面浮尸无际。此为南宋二亡。
如果南宋王朝彻底终结在了1276年正月，那么它的历史将会出现很长一段难以启齿的黑夜和耻辱。从后来的结果分析，小皇帝赵显的妈妈谢太后决定封两个非亲生的儿子为王，其初衷可能不是为了禅让皇位，而是为了保全自己亲生儿子的性命，这证明她是一位合格的妈妈，但绝不是一个称职的太后。如果你是一位普通人家的母亲，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王朝的国母，如此重生死，轻气节，弃忠义，将家与国划分得泾渭分明，实属贻害无穷。
历史总是在不停地轮回。遥想当年，大宋开国之后，太祖赵匡胤趁热打铁，立即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特派大将曹彬下江南收服后唐，因为曹彬有一颗智慧和仁慈的心。曹将军兵至杭州城下，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为条件，说服唐后主李煜开门归降。曹彬不负君恩，将“销金锅儿”杭州城和大词人李煜一并献给了太祖。优秀词人兼窝囊皇帝李煜暂时保全了性命，却觉得生活毫无意义，白天唉声叹气，夜晚偷偷抹泪，写了几年惊鬼泣神的哀婉词曲后，被太祖的弟弟太宗残忍地毒杀于囚室。现在轮到太祖太宗的子孙重蹈李煜的覆辙了，倘若李后主能在九泉之下与仇家后人相遇，互叙各自的前世今生，兴许他们会相逢一笑泯恩仇，都不再感到委屈和孤独。帮助南宋完成这个轮回的是忽必烈的大将伯颜，忽必烈曾对伯颜说：“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你不杀，谁能保证你的后人也不杀？！
话扯远了。谢太后做出这个贪生怕死的决定时，也许完全忘记了上面那段本朝的历史。谢妈妈的决定，确实苟延了自己儿子有限的生命，同时，也让儿子永远背上了一个又重又丑的黑锅，却将不朽与辉煌让给了他人。间接地讲，谢太后的决定还让南宋多活了三年，奇迹和壮举正是发生在这宝贵的三年里。南宋的流亡小朝廷在将自己彻底沉入大海之前，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举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辉。在这宝贵的三年中，焦灼腐烂的大地上还出现了一位光芒四射的人物——文天祥。元军将他俘虏之后，花了五年多的时间对他做说服劝降工作，上自主宰一切的元帝忽必烈，下至自己曾经的大老板小皇帝赵显，还有仰慕他的对手和同朝为官的朋友，一个个轮番上场，绞尽脑汁，苦口婆心，均无功而退。最后，文天祥用他高贵的生命和浩然的诗篇，让南宋伴随着那道耀眼的光辉，一同化为了永恒。正应了诗人臧克家的话：“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第二个历史事件是钓鱼城之降。钓鱼城地处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州县）境内的钓鱼山上，1240年，时任四川制置副使的彭大雅为了阻击蒙古军南下修筑山寨， 1243年，四川制置使余玠命冉琎、冉璞兄弟主持，将山寨扩建为城，驻以重兵把守，扼守嘉陵江要冲。随后，多次击溃南犯的元军。
1254年，王坚任合州守将，对钓鱼城再次进行大规模扩修，有针对性加固，科学合理布防。数年间，为躲避战乱，大批陕西、陕北民众涌入城内。1258年底，大蒙古国大汗蒙哥率蒙军主力，对钓鱼城强攻二百多天，死伤累累，兵老师疲，终究不克。先锋大将汪德臣战死城下，大汗蒙哥身负重伤，蒙古大军被迫放弃进攻，撤围北还，途中，蒙哥伤发，不治身亡。蒙哥一死，大蒙古国贵族之间为争夺汗位发生火并，此时，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正在攻打湖北，闻讯匆忙回撤。蒙哥的另一个弟弟旭烈兀当时正在第三次西征欧亚非等国，得知蒙哥死讯，立即率大军东还。
钓鱼城之战，既缓解了南宋亡国之危，又终结了“上帝之鞭”带给欧亚非等国的血腥噩梦，当然，也为猛人忽必烈登上汗位创造了良机。后来，一些西方的史学家称钓鱼城是“东方的麦加”和“上帝折鞭处”。壮志未酬的蒙哥留下遗言，日后攻下钓鱼城，必尽屠城中之人。忽必烈登上汗位后，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休整，于1268年，再次启动灭宋的战争。王坚之后的二十年，钓鱼城的守将依次是马千、张钰和王立。二十年里，他们坚守着钓鱼城，屡败来犯的元军。
直到1279年正月——南宋第一次灭亡之后三年——第二次灭亡之前一个月，元帝忽必烈出人意料地接受了最后一位守将王立开出的投降条件，承诺决不屠杀城中一人，钓鱼城开门降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蒙古国军队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所到之处，所克之城，尽数屠戮其成年男子，几乎无一幸免，据中外史料统计显示，蒙军杀人超过一亿。彪悍凶残战无不胜的战争机器止步于岿然屹立的钓鱼城下，36年不能撼动，只能仰视着它全身而退。钓鱼城及其军民用实力、勇敢、智慧和仁慈，让魔鬼放下了屠刀。
我读过两首描写钓鱼城的律诗，虽然取了同一个名字——《钓鱼城怀古》，但是，两位诗人从不同的角度，抒发着自己不同的见解与情怀。
一首是明朝杨慎的，其诗为：“钓鱼城下江水请，荒烟故垒恨难平。睢阳百里有健将，墨翟久守无降兵。犀舟曾挥白羽扇，雄剑几断曼胡缨。西湖君臣犹歌舞，只待崖山航海行。”杨诗充分肯定钓鱼城将士——有气有节有情意，辛辣讥讽南宋君臣——无心无肺无头脑。
另一首是郭沫若的，写于1942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节，其诗为：“魂与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郭诗的重点是褒奖钓鱼城的前三位守将，谴责最后一位守将，也是降将王立。
郭沫若蔑称王立是贰臣，对王立似不公平。不知妖妇说的是谁，或许是王立的老婆？郭可能不太了解那一段历史的细节和真相，处于当时的情形，王立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呢？也许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像郭这样贬斥王立的，还不多见。莫不是郭沫若想让王立做田横？
郭沫若于建国后之所以很快就成了非白即黑的拥趸者，从这首诗里也许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来。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文采还是意境，无论构思还是气势，还有在遵循律诗的韵律规则上面，郭诗均不如杨诗。
仔细思考上面两段历史，我内心总是有种不安的感觉，老担心“你若不是好人，就一定是坏蛋”的文革思维会成为定式。毫无疑问，钓鱼城与崖山不同，我们不能将它们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残酷地比较和推敲；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王立与文天祥、田横相提并论，更不能轻易臧否其优劣正反，也许我们和大文豪兼考古学家郭沫若一样需要知道一个事实：当时，钓鱼城内至少有十万军民。比较公平和理性的评价应该是，宁死不降是崖山的骄傲，降而不死是钓鱼城的光荣。写到这里，我已是大汗淋漓。
如果可以将历史比做一件衣裳，那么，它既有大块光鲜的平面，也有细小阴暗的皱褶。然而，真正值得玩味和思考，而且又能为我们开启慧根带来希望的东西，其实大都隐藏在那些不被人们注意的皱褶里面。
南宋的历史有太多的皱褶，里面隐藏有华夏民族的基因图谱，非常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研究。遗传学家研究证明，人类对心灵的疤痕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且还会将它转化为遗传基因。由此而论，中华民族现在的本性，皆与那时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虽然过去了七百多年，仍旧藕断丝连。
南宋王朝最后以沉入海底的方式，将国家民族宝贵的尊严和希望留在了海面，等待我们这些后代子孙们将它重新拾起。只要是凤凰，就一定会涅槃。中国有一句老话：在哪里跌倒，就必须在哪里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