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略知吕端、吕蒙正、吕夷简三人，是近几天的事。若干年前，台湾陆续出版了王鼎均先生《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四本人生回忆录，一时洛阳纸贵，长期畅销不衰。三联书店审时度势，南水北调，为飨读客。昨夜，伴《昨天的云》子时释手，对书中所言“吕蒙正不记仇人”，不解何意，难眠，上网查找史料，遂知道了三吕其人其事。

    兰陵镇虽然归山东省临沂县治下，但是，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辈出的才俊，淳朴的民风，旖旎的风光，让它的名气远远响过了临沂，世人只知兰陵，未知临沂。无论何时何地，一旦报“山东兰陵人也”，闻者无不肃然起敬。1925年，王鼎均出生于兰陵耕读之家，童年在家念私塾和跑反，少年外出求学和流亡，青年参军抗日，1949年秋，内战中被俘，后乔装脱逃赴台，弃武从文，1978年，越天命，移居纽约。

    心追沈岳焕，读书一生不倦；行齐夏丏尊，笔耕半世未辍；风从王思璞，掞藻千言无瑕。王鼎均先生被台湾学界视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和当代散文“崛起的山梁”，享有华文文学大师之誉。著作等身，纵横五千年文明；掷果盈车，羡煞十万家男儿。

    洛阳人吕蒙正、吕夷简系叔侄，与其前辈吕端一样，均为北宋名相。大事不糊涂的吕端略早于吕蒙正拜相，吕夷简登上相位完全得益于伯父的推荐。宏观看，三吕属于同一个大时代的人，即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八十七年。这是北宋全面走向辉煌的时期，名相、名臣繁若星辰。真宗和仁宗期间，他们围绕着守旧与改革，各抒己见，献计献策于前；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于中；毁誉参半，得不偿失于后。直到今天，孰是孰非，争议之巨，一家之言仍难定谳。

    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司马光、晏殊等——这些光辉灿烂如雷贯耳妇孺皆知的名人——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令吕端、吕蒙正、吕夷简黯然失色相形见绌的主儿。一俊遮百丑，已成为中华民族评判一切的思维定式。重文轻武是大多数朝代统治者偏好的策略，北宋尤甚。因此，文学之俊形成的美名，掩盖了前者政治上的幼稚与性格上的偏执，同时也冲淡了后者政治上的清醒与性格上的仁厚。

    中国的历史往往让后人难以捉摸，究其原因，谁的文章厉害谁就牛逼，谁就能够左右人们的思想，谁就敢根据自己的好恶为历史梳妆打扮。时间久了，历史的原貌便在浩瀚的宇宙中渐行渐远，模糊不清，直至面目全非、无从追寻。

                                                  二

    俗话说，烟酒不分家。古往今来，让烟劝酒被视为交往中的重要礼仪，俗语“宁隔一村，不隔一家”常常用在这里，因为忽视了这一点闹翻脸甚至拳脚相加者大有人在。见长这套礼仪的人，大都是在十里八乡有人缘吃得开的人。在烟酒的问题上，国人常常是一只眼在天，一只眼在地。但是，有人认为，吸不吸烟纯属个人的事，喝不喝酒则是大家的事。因此，戒烟容易，戒酒太难。我就是这种观点的拥趸者。我在四十岁之前成功戒掉了烟，可是，过了五十岁还没能戒掉酒。

    这里说的烟专指用烟草加工的盒装纸烟，又称香烟。烟草和纸烟都是舶来品，在中华大地上无根。据说，印第安人最早发现和吸食烟草，哥伦布大交换时代，欧洲人在美洲大陆留下了致命的病毒天花，带回了向日葵、玉米、土豆和红薯，还有烟草和梅毒。后来，印第安人几乎被天花所灭绝，他们的烟草和梅毒也帮他们索回了全世界无数人的生命，而且大有人类不灭，索命不止之势。

    烟草来到欧洲之后，首先成为贵族时尚，随后走入寻常百姓家。最早从青烟缭绕中觉醒的也是欧洲人，若干年之前，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就已经将不吸烟或戒烟视为懂文明有修养的表现。后来，西方各国政府都在公共场所实行禁烟，违者重罚。他们对公共场所进行严格的界定，所谓公共场所，是指除了自己家庭之外的所有看不到天空的地方。

    国人称纸烟为洋烟，与其他被国人称作洋某某的日用品一样，大都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铁蹄走进国人生活中的，这些东西很快被国人认可、接受、喜欢、依赖。然而，当西方开始摒弃洋烟的时候，国人正在拿洋烟当宝贝宠着，一代接一代地宠下去，付出的是承载责任、实现理想的意志和生命。到今天仍有众多国人沉迷其中，不愿自拔。

    粮食酒（俗称白酒、辣酒）是中国的国粹，它是农耕文化的必然产物，不但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而且盘根错节，枝繁叶茂。据说，杜康是中国白酒的鼻祖，曹操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为杜康酒写好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广告词。能够解曹操这类英雄忧愁的酒，一定是妙品佳酿。大隐士陶潜有一首咏荆轲的诗，再次将美酒与英雄连到了一起，其中一句“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如同一幅油画，让人产生凝视、遐想和追忆。

    除了曹操和陶潜的诗句外，唐宋关于酒的诗词歌赋，俯拾皆是，美不胜收。豪迈狂放的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细腻哀婉的杜甫：“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温馨单纯的白居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重情旷达的苏轼：“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城府老道的欧阳修：“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忧思自律的范仲淹：“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等等。能够写出这些诗句的时代，一定是不寂寞的时代。

    酒后误事，借酒消愁愁更愁，醉酒乱性，酒色之徒，酒鬼醉鬼，喝一辈子酒丢一辈子丑，等等，是对酒的另一面做出的总结，也是对贪杯者的提醒、警告和羞辱。

    自杜康以来，饮酒慢慢成了英雄豪杰文人骚客义士武侠的必备品行，如同文官坐轿，武官骑马一样。长此以往，酒也就成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男人离不了的生理和精神依赖，达到了喜怒哀乐酒相伴，荣辱进退酒相随的程度，渐渐转化成了华夏文化的重要篇章。“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多少事成于酒；也不知有多少人、多少事败于酒。有人成了酒中仙，有人成了杯中鬼。后来，至于烟和酒怎么成了一家，我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三十岁前后的我，认为会吸烟者有风度，会喝酒常喝酒者人缘好有本事，先学会了吸烟，后学会了喝酒；到了四十岁前后，知道了烟酒的危害，于是形成了怕烟戒烟戒掉了烟和怕酒躲酒躲不掉酒的怪圈；五十岁之后，一心只想着戒酒，却屡戒未遂，懊恼不已。无数次的醉酒之后终于找到了戒酒的唯一办法，即：只要你是一个性情中人或者情中性人，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要坐到酒桌前。如果万不得已坐在那里了，一杯不喝确实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