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件非常相似的名人“灭亲”事件，虽然是两件相距千年毫不相干的事件，但是，两个事件的主角应对事件的方法和产生的后果，非常值得后人咀嚼品味。这是一个典型的“殊途殊归”的案列。

    汉初，汉王刘邦率领数十万重兵趁虚攻占了霸王项羽的老家彭城，项羽闻讯，千里奔袭，以少胜多，不但打得刘邦落荒而逃，而且还俘获了包括父亲刘太公、妻子吕雉在内的刘邦的主要家眷。明末，帝国首都北京被反政府军司令李自成趁虚攻占，皇帝朱由检与家人集体自杀殉国，明辽东总兵吴三桂于山海关御敌，无暇救援，包括其父亲吴襄和爱妾陈圆圆在内的三十八口家眷成了李自成刀下鱼俎上肉。

    两军对垒，生死须臾，项羽和李自成先后采取了相同的方法，皆以至亲尊严和性命为武器胁迫宿敌投降，否者，先施羞辱，再行烹斩。众所周知，刘邦与吴三桂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其结果均记述于缥缃书卷之中，这里不再赘述。当时和后来，许多以历史为业者或以历史为好者，对刘、吴二人的抉择和性格做出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归纳列举如下：

    其一，汉高祖演绎的“大义灭亲”事件，不但进一步了强化高祖修成正果之前的臭流氓形象，而且更加有力地说明他是一个只要事业和江山，不要亲人和美人的冷血家伙。吴总兵的选择为自己赢得了同情与认可，说明他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汉子，是一个值得美人托付亲人依赖的极品男人，试问，没有了亲人、爱情和家，要事业又有何用？那不真成了锦衣夜行吗？

    其二，刘邦是一个既睿智又幽默的男人，心胸开阔，乐观积极，具有极强的适应力和判断力，他看透并掐准了宿敌项羽的软肋弱点，以四两拨千斤的解数化解了一场致命的危机。吴三桂是一个极度缺少理性的人，过于感情用事。国难当头，作为总兵，既看不准敌人的水平和秉性，更看不透时局，把握不住历史的命脉和走向；危急时刻，儿女情长，拘泥虚荣，废弃国是，以制造更大危机之下策来化解眼下之危机，一步步跌入泥沼，越陷越深，无异于饮鸩止渴。

    其三，刘邦生于草根，长于民间，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熟知国情民意，加上其天生眼光高远，深悉舍得要义，为人处事，不拘小节，拿得起放得下，敢作敢当，完全具备了干大事成大事的英雄豪杰特质。遇着事，看似无赖手段，实则行云流水；漫不经心于表，深思熟虑于内。荒废摒弃的是废铜烂铁般的虚名，成就得到的是黄金钻石般的伟业。其结局既得到了天下，又保全了亲人。吴三桂出身名门望族，钟鸣鼎食中长大，往来皆朱门，结交尽权贵，学问本领脱离国民实际甚远。与人相处，自以为是；危急时刻，患得患失。惜名而顾家，贪逸而啬力；毫利不让，睚眦必报。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家国尽失，名利殆丧，落得连一个扫墓人都没有的凄凉下场。

    宏观上讲，刘邦处在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他不但耳闻目睹了始于周朝的封建体制被秦始皇和李丞相瓦解终结的过程，而且也亲眼见证和亲自参与了新体制——帝制——的分娩与诞生，最后，刘邦又与他人联手将这个新生体制推倒打烂重建。影响刘邦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是春秋的中规中矩和战国的我行我素，使其形成了既忠诚守信、轻死重义、豪放果决，又追名逐利、锱铢必较、惟我独尊的分裂人格。刘邦及其子孙创建的新帝制就具有这种人格特征，而且在历次朝代的更替中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讲，吴三桂所处的体制是刘邦及其子孙创建的新帝制的延续。然而，一千多年中的一次次你下我上、你死我活、尸堆如山、血流成河，一次次的推倒、打烂、重建，犹如为这个体制不断注入了过量的激素，导致其发生异变，好的基因更好，坏的基因更坏，变成一个良莠不齐、善恶并存的怪物。在这种体制的浸泡和熏陶中长大成人的吴三桂们，无论如何再也复制不出刘邦一样的人物了。

    微观上讲，两个历史事件的四位主角项羽与刘邦，李自成与吴三桂，孰优孰劣，很难简单依俗定谳，更不宜用对与错、好与坏归类区分。但是，应当允许所有有幸看到这两个历史事件的人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认识和评判，见仁见智，当属自然。

    史如昨日事，不可不鉴之。人如此，国亦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