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近与太远都看不清历史，就像用望远镜看某物一样，必须调试出最佳的焦距，眼睛才会看到真实和清晰。时间便是看历史的焦距。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觉得九一八的真相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立体。其实，九一八就是日国对中国发动的第二次甲午战争，是陆地版的甲午战争。但是，面对日寇，国民革命军将士的表现却远不如当年大清的海军将士。清军是浴血战败，最高将领饮鸩自尽，以死谢国人，败得让敌人敬重；国军是奉命不战在先，闻风而逃在后，败得让敌人鄙视。日军仅以数千人的兵力悍然挑战张学良统领的数十万国军，或歼灭之，或驱赶之，用了不足五周的时间，就将3倍于日国的国土牢牢地踩在了自己的脚下。

    胜利者心中由此而产生的那种雄伟无敌的感觉不言而喻，他们完全有理由永远唾弃那些不战而逃的中国军人（男人），追赶屠杀这些猥琐的男人，侮辱蹂躏这些男人的妻女和家园，也就成了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的事。中国军人的表现一定让日军再次感觉到，若不对这样的国家烧杀掠夺，就对不起上帝，就是犯罪。

    有两问题值得史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发动九一八、一二八和七七三大事变的日军是从哪里来的？换个问法，日国军队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侵占中国领土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军队和军人在抵御外敌的时候，为什么总是给人留下软弱可欺和极不负责任的印象？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史料显示，日军最早侵占中国领土并非始于九一八，而是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发生的日俄战争期间。据说，清廷更大的担心来自俄国会更多地蚕食国土，遂盲用和滥用以夷制夷之策，请另一个宿敌日国派军队协防东北，日国趁机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了日俄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日军便留在了东北一直没走。义和团内乱和北伐战争期间，政府为了掣肘敌人，使用了相同的借敌制敌之策，又给日军提供了进驻华北和华东的机会。看了这些让我们会产生中日之战就像一本烂账的感觉。

    关于第二个问题。明末、清末和民初三个历史时期，中国军队和军人普遍表现得贪生怕死和不堪一击。从明末以来的历次内战和对外战争可以看出，中国的军队和军人，自上而下都严重缺乏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内在信仰和精神的极度缺失，导致外在表现为英勇善战和视死如归成了极少数人的愚蠢行为或可笑选择，贪财、逃跑、投降却成了普遍的现象。勇士不是天生的，同理，怕死鬼也不是在娘胎里形成的。

    九一八在本质上既不同于甲午战争，也不同于七七事变，九一八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让日国坚定了灭掉中国的信心和决心；九一八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充分验证了甲午战争的结果是必然的，也为七七事变埋下了重重的伏笔。因此，九一八是中华民族身体上和心灵中一道永恒的丑陋的伤疤，上面刻着张学良（乳名小六子）。

    我们从张学良的私德来看看他的本性，吃喝嫖赌抽，不但样样喜欢，而且追求极致。放浪形骸于日常，践踏礼法于随意，落得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美名”。 终其一生，作为军人，最为世人乐道的不是他有什么赫赫战功，而是他如何杀忠叛主；作为男人，最为世人传颂的不是他的诚信孝道和勇敢刚毅，而是连他自己也数不清的猎色经历和病态艳遇。至今仍然充满迷雾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道，同时也定格了张学良的人生。众多历史资料显示，直到他临终前作出的反思，仍没有突破一个小孩的认知。从言谈举止看，张学良的心智似乎一直停留在未成年之前。让张学良之流登上中国历史的重要舞台，一定是上帝睡着时作出的决定。

    蒋介石在日记中是这样描写张学良的：“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估计这也是蒋介石至死不杀不放张学良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小处说，张学良是张作霖的不孝逆子，从大处讲，张学良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长命百岁，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客死异国，是对他最大的宽容。正观逆思，以诗志之：

    警报年年耳畔鸣，一本烂账难厘清。

    兄弟阋墙引狼舞，豆萁相煎定澶盟。

    胸有荣誉谁惧死，心无家国怎偷生？

    金瓯重圆传我辈，誓将仇雠缚长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