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中国的传统文化评判，公历（又称阳历）9月5日，也就是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当然，农历（又称阴历）的九月初五日才是原始的好日子。前者单从数字评判而言，后者则有更多和更深的含义。现如今，记时记事和策划生活生产活动时，比如婚丧嫁娶、建房垒灶、开业庆典、出行回家等，七十岁以上的人和绝大多数农民仍然习惯使用农历，年轻人和大多数城里人则习惯使用公历。所以，我们现在和未来较长的时间里是“公农”二历共存并用，这也比较符合清末开明重臣张之洞先生为慈禧太后开的“中体西用”药方。老年人和农民是“中体”的载体，是华夏文化的精髓和脊梁，是中国这台巨型电脑的硬盘；年轻人和市民是“西用”的载体，是华夏文化的霓裳和脸谱，是中国这台巨型电脑的软盘。或许这些比方不恰当，只要可以说明点问题就算达到了目的。
既然中华文化数千年不曾中断过，那么其巨大的惯性也就自然存在。因此，我们现在大到治国安邦，制度法律，宗教文化，小到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言谈举止无不带有历史的胎记。比如，我们行政区域的设计，权力的分配方式，佛教的盛行和对仁义孝道的尊崇，全社会将听话——在家听父母的，上学听老师的，工作听上级和领导的——作为育人的最高目标等等。
言归正传。九和五都是吉利数字，什么原因使它们吉利，底下再说。如果将这两个数字合到一起就是大吉大利，因为皇帝位的数字化就叫“九五之尊”。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作用毋庸赘述，无论什么，只要能和皇帝二字牵连上，其吉祥的含量你想象多大都不会过分。
皇帝位被文人数字化的原因大概和中国当时的国土面积其及造形有关。九州大地，五岳神山，因此，把九与五合到一块大体上就是专指国家或者天下。九和五都还有其他含义，比如九天和五帝，九鼎和五行，九泉和五湖等。其中的五帝最有意思，也最好玩，他们既是神话中的人，又是人中的神。孔子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学习的圣人就是他们五位。毛泽东说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的五帝指的是相同的五位。他们的生平轶事、伟大功勋均散见于神话和传说里。另外，《易经》上面的一句话也可能发挥了作用：“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易经》在中国具有文化母体的地位。
远古蛮荒时代没有文字，神话成为人们记忆历史的有效方法，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葛剑雄先生就将神话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元素之一加以分析和研究。三皇者，天皇、地皇和人皇，从来都像空气一样，既让我们须臾离不了，又虚无缥缈。五帝者，炎、黄、尧、舜、禹，他们高大伟岸的身躯、长生不老的年龄和超拔雄起的智慧令是今天的我们不敢想象。
后来出现了一个同样让我们不敢小看的赢政，他凭借自己天赋的雄才大略和神勇武力统一天下后，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为自己封了个令无数英雄竞折腰，令不少人患上“还想再活五百年”狂想症，令世代百姓头晕目眩、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热血沸腾的职务——皇帝。
赢政一锤定音，从此，皇帝盛行，千年不衰。有人（谭嗣同）结论，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接着说，历代皆行秦政。因为赢政是始作俑者，所以史称他为始皇帝，又因为他是秦国的国君，老百姓习惯喊他秦始皇。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而且天下不可一日无君。所以，从秦始皇之后，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争夺和保住皇帝位，献出了自己，甚至整个家族的性命，许多人为之断子绝孙，亡宗灭族。帝王级的有秦二世胡亥、南唐后主李煜、隋炀帝杨广、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和明建文帝朱允炆以及明崇祯帝朱由检等等，臣民级的有嫪毐、陈胜、韩信、安禄山、陈友谅、胡惟庸、李善长、方孝孺、李自成、吴三桂、洪秀全、和珅等等。能臣和奸雄的混合物曹操曾经说过两句名言，一句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另一句同样振聋发聩：“若不是天下有孤，不知道有多少人尊王称帝了！”“称王称霸”这个成语便出自这里，没有谁敢与曹操争夺它的发明权。直到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灭亡，惨烈的皇位争斗才渐渐趋于缓和。但是，王朝虽死，背影犹在。
于是，经过两千多年的无数遍实践和锤炼，我国终于沉积了如黄土高原般厚重的皇帝文化。虽然皇帝作为一个职务称谓随着大清的覆灭被取消了，但是，皇帝的实权和特权以及皇帝文化似乎依然顽强地存在，人们对皇帝的崇拜和追捧似乎要永久地坚持下去。中国文化的血液里流淌着浓浓的皇权基因，从地摊书市到购书中心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我们可以找到多如草芥蝼蚁的各种版本的证据；从中央到地方的上百个电视频道上，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多的如过江之鲫；从地方到国家级各种评选机构的评选结果名单上，我们可以发现层出不穷的这帝那后。单从这一点讲，我们仿佛还生活在郡县皇权时代。皇权基因在我们的血管里时刻都瞪大着一双不屈的眼睛，随时都有蹦出来的可能。
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并习惯于被一个强大的王朝和一个英武的皇帝所统领，否则，我们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慌和极度的空虚。我们民族的这个心灵密码时常被那些开国大帝及其身边的谋士捕捉和破解。这个密码至今仍然有效，并渐渐化为华夏大地特有的水土。
皇帝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傲慢和谄媚，虽然我们骨子里的傲慢和谄媚几乎同样坚挺，但是，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谄媚远远强于傲慢。这让我想起出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成语故事“前倨后恭”。
鬼谷子的学生东周洛阳人苏秦以游说为业，数载未果而归。他的嫂子很看不起地说，男人应当以种地或者做生意为本，你却靠耍嘴皮子招摇过市，纯属舍本逐末，永远都不会有出息的。后来，以合纵著称的苏秦当上了六个国家的丞相。一天，苏秦出差时路过老家洛阳，上至周显王，下至老百姓无不诚惶诚恐。苏秦的嫂子也跪在人群当中，以面遮地，不敢仰视。苏秦笑着问其嫂：“何前倨后恭也？”嫂子像蛇一样向前爬了爬低声答道：“是因为见到弟弟官大钱多啊！”苏秦叹道，“我还是我，贫贱时被亲戚看不起，而今富贵了他们却都害怕我。人啊，人！”
我们对待谋取了荣华富贵衣锦还乡的亲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帝！再想想当了皇帝后的刘三和朱重八回家省亲时的情景，我们立刻就会明白个中道理。
与时俱进的大学里也一直是皇潮滚滚。有人说，大学里早已出现了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的现象。大学里开会，哪怕是学术性的会议，也要按照级别大小依次说话，小人物如果抢了话头，大家都会向他侧目而视，仿佛抢话的人动了他们的奶酪似的。教授们发言时都会非常自觉地引用校长讲过的话，这样做既表示了对校长的崇拜与忠诚，也体现了自己的谦逊与惶恐。
老子坐在青牛的背上曾说了一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敢反对的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三这个数字和五、九同样重要。但是，如果用数学的原则去阐释中国文化中的三、五、九，恐怕是一件很难奏效的差事。
我的理解是，三、五、九在中国文化中都是十分模糊的概念，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色。
文化来自于宗教，宗教源于神话和传说。神话和传说是思想由被自然束缚到启蒙放纵的结果，天生具有多元性，从而决定了宗教的多元性，又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加上我们是地大人多的农耕民族，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许许多多的事情无法用整齐化一的标准加以规范和表述，只能施以模糊。模糊的背面往往是矛盾，同一件事，我们会有截然对立的警示与忠告，比如，好马不吃回头草与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忠臣不事二君与识时务者为俊杰等等。传统文化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标准化出现于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是造成我们标准化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我们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瓶颈和病灶。众多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国际竞争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价格和质量的竞争，第二个层次是技术和专利的竞争，第三个层次是标准和制度的竞争。三分天下，我们不占其一。还有人说，一流企业买标准，二流企业买产品，三流企业买企业。标准的对立面就是模糊。虽然模糊学早已经成为高科技概念，但是，高科技里的模糊学和中国文化里的模糊学实属风马牛。直到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甚至科研工作者还喜欢用基本上、大概、可能、应该、估计、也许等典型的模糊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意思。有个较真的下级问领导：“基本上是多少？”这个非常睿智的领导脱口答道：“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左右。”
这些模糊的词汇弱化汉语原始功能的同时，也有积极的一面，它们令汉语丰富多彩，并且十分好玩。于是，文字游戏应运而生。
隋唐之后，政治逐渐成为文官的专属职业，军人、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与政治渐行渐远，或者被边缘化。文官除了写文章和当官，其他什么都不用学，因为，文章和官场里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阴晴圆缺，喜怒哀乐样样齐全。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李鸿章是文官的榜样，他一生都在想着怎样做官，并为之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实践。其实，帝国时代，文人写文章的目的多是为了当官，只有文章写得好，才能够让皇上高兴，也才能够受到皇上使用和重用。有说服力的代表人物，除了李鸿章外，还有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柳宗元、韩愈、房玄龄，宋朝的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明朝的高拱、徐价、严嵩、张居正，清朝的曾国藩、翁同龢、张之洞等等。
他们都是写文章的高手，也是玩文字游戏的大师。慢慢地，文章和文字游戏不但成了谄媚和取悦皇上的法宝，而且还成了倾轧仇家和政敌的凶器，进而又成了祈富和晋升的阶梯或将自己和家族成员提前拽进坟墓的大手。
2006.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