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启蒙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任务与事业。契约与包容、自由与权利、民主与法治对民众来说仍是不明其所以然的名词，民智未开是一种继续存在的现实状态。

    如何开启民智、实现民族启蒙？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发动了两次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第一次是以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第二次则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然而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同中国一样同为伟大文明继承者的意大利却早早的完成了民族的启蒙，实现了由封建割据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原因何在？

    意大利的启蒙是以三百年文艺复兴作为先导的。其文艺复兴经历了从13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的上半叶近三百年的漫长历程。为启蒙做了充分的准备。

    启蒙有两个要求：一、摆脱旧文化的精神暴政，二、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理性公民。文艺复兴运动历时近三百年,完美的应和了启蒙的两个要求。公元四世纪罗马文明被哥特人毁灭后，意大利半岛四分五裂，经历了中世纪千年的黑暗长夜，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开始兴起，才重新透出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向神本主义、教会权威发起了猛烈进攻。在文学艺术领域,从但丁、彼得拉克到薄伽丘到达芬奇、拉裴尔、米开朗基罗,犹如夜空星辰,数不胜数,在自然科学上,有哥白尼、麦哲伦、塞尔维特、布鲁诺;在哲学上,有瓦拉、皮科、特勒肖,在政治理论与有杰出的马基雅维利等,在宗教领域,有极富个性的人文主义者马丁•路德、加尔文等。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经过先贤三百多年的努力，为古文明注入了现代文明的精神，通过复兴古典文化，重新发现了人，牢固树立了平等自由的理念，摆脱了封建神权的桎梏，在文艺复兴的基础上，启蒙运动一经拉开帷幕，就势不可挡，促成了历史的巨大进步。而我们启蒙运动则缺少了文艺复兴生发于古典文化的强大本土号召力和长期的酝酿过程。

    回顾五四时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它的前期酝酿与准备即便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算起，也只有四五年的时间。众多知识分子认为，衰老与颓废的儒家文化不足以支撑一个没落帝国的梦想。只有大胆采取彻底的替代策略，借鉴西方成功者的经验，启蒙方有成功的可能。钱玄同、鲁迅等人甚至提出“非废除汉字无以救中国”的观点。因为这种考虑，第一次启蒙采取的不是本民族古典文化复兴的路线，而是完全采用来自西方的近代文明的替代策略。启蒙无法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第一次启蒙的失败是必然的。第二次启蒙几乎完全克隆了第一次启蒙的路线，两者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即文化的酝酿期比较短，如果从1978的改革开放算起，到80年代中期，也仅仅七八年的时间。在建国以来激进思想鼓吹的政治乌托邦肥皂泡破灭之后，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极度沮丧与挫折的状态，摆脱贫困与单一、过一种丰富而体面的生活的诉求汇成巨大的暗流，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而我们在西方文明与本土文明的结合及理性人的培养问题上几乎没有进展：刚刚从集权专制下解放出来的人们，自由平等还停留在一种观念层次上，没有扎实的社会基础，必然导致水土不服，政治意识形态控制虽有松动，但仍然没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启蒙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对比意大利的经验，启蒙失败的教训有二：首先，对本民族文化的彻底的否定，使启蒙失去了本民族文化的土壤。其实，短暂的酝酿期使启蒙后发无力。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们的启蒙缺少了文艺复兴的过程。既清楚的认定古典文化的价值，又在古典的基础上整合人文主义理念，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任务。启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希望我们能在补上文艺复兴这一环节之后，真正的实现民族启蒙，迈向民族复兴的长路。